忘情（四）|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小说连载

2022-02-08　阅读次数: 1109

作者简介艾丽丝·门罗，1931年7月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文海姆镇。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快乐影子之舞》（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），并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，后来共创作了14部作品并多次获奖，同时作品被翻译成13种文字传遍全球。2013年10月10日，艾丽丝·门罗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。本篇摘自其作品集《公开的秘密》。

托尔普德尔殉道者*[8]

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运，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。人们说那是为了“援战运动”。50年代中期，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。她不该再开车了。大夫，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，脉搏容易波动。这么看来，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，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。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，但她没多说什么，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。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。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“悼念本地殉道者”，她正闲着，就读了下去。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。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。据报纸介绍，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，路易莎就闻所未闻。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。这一古怪的罪名，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，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，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。他们终老于此，落葬于此，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。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，工会理事会、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、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，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。称“殉道者”有些夸张了，路易莎想到。说到底，他们未被处决。仪式预定三点举行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（杰克）·阿格纽先生，他是工会发言人，来自多伦多。路易莎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两点一刻。回卡斯泰尔斯的巴士要六点才开。她已经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货商店的顶层喝茶吃点心，再去给朋友买一份结婚礼物，还能匀出时间的话就去看下午场电影。维多利亚公园位于诊所和辛普森之间，她决定抄个近路。天气炎热，树荫下则凉爽宜人。她一眼就能看到摆放好的座位，悬挂黄色帷幕的小讲台，一边竖立着加拿大国旗，另一边路易莎觉得应该是工会会旗。人群聚集起来，她察觉到自己移了移位置，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。有一部分是老人，穿着素朴而优雅，暑热中一些女人还戴着方头巾，欧洲人。还有一些来自工厂，男员工身着干净的短袖衬衣，女员工穿着新洗的罩衫和便裤，已经拆出褶缝放大过。有些女性一定是从家里直接过来的，她们穿着夏装和凉鞋，还要留神跑东跑西的孩子们。路易莎心想，她们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她的穿着风格—时尚，一如既往，米色柞蚕丝上衣和绯红色丝质苏格兰便帽—但她注意到，就在刚才，有一位穿着较她更为雅致的妇人，她穿绿色的丝绸上衣，黑发紧挽在脑后，用一条绿色、金色相间的头巾扎着。她大约四十岁，面容憔悴，但很美丽。她很快走近路易莎，微笑着，指给她一把椅子，递过一张蜡纸油印单。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。她想看看在讲台边说话的几位男士。发言者就在他们中间吗？名字上的巧合谈不上多有趣。名和姓都不算罕见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下，究竟为什么会来这里。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，是那种熟悉的焦虑感。她这种感觉无故而来，当它袭来时，所谓无故也无济于事。现在要做的是起身离开，趁更多人还没围坐过来。绿衣女子拦住了她，问她是不是不舒服。“我得去赶巴士。”路易莎的嗓音低沉而沙哑。她清了清喉咙。“出城的巴士。”说这番话时她清醒了些。她快步走开，但并非朝辛普森百货商店的方向。她明白自己不会去那儿，不会去伯克斯商店买结婚礼物，也不会去看电影。她会直接去汽车枢纽站，坐着等回程巴士发车。在离枢纽站半个街区的时候，她想到巴士并不是停在那里的。原来的车站被拆掉重建—几个街区外有一个临时车站。她没怎么留意是在哪条街上—约克街，原来的枢纽站的东面，还是国王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得绕点路了，这几条街都在拆建，她几乎认定自己迷了路。好在最后时刻，她由后街摸到了临时车站。那是一栋老房子—那种高高的黄褐色砖房，早在这一带还是住宅区的时候就建成了。拆除之前，这可能是它的最后一班岗了。周围的房子都被拆了，一定是为了腾出那一大块沙砾场地，好让进站巴士停靠。空地边上还有几棵树，树下有几排座椅，她上午下车时并没有注意到。两个男人坐在报废的汽车座椅上，拆房前那儿是一条走廊。他们穿着带有巴士公司标识的棕色衬衣，但对工作似乎不怎么上心。她询问去卡斯泰尔斯的巴士是否六时准点发车，还问了哪里有卖饮料的，对方并未起身。六点，就他们所知。街那头的咖啡店。店里有冰箱，但只剩下可乐和橘子汁了。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，候车室又小又脏，有一股失修的厕所的味道。车站搬到这栋荒废的房子里，人人都变得懒散而低效。用来办公的屋子里有一台电扇，她走过时，看到办公桌上的几张纸被吹飞了起来。“噢！该死。”女勤杂员说着用脚踩住了它们。城里的树木布满灰尘，树荫里的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直靠背，早年涂着不同的颜色—那样子像是从好几家的厨房里搬出来的。几块狭长的旧地毯和浴室橡胶垫摊在椅子前，免得双脚踩上沙砾。在第一排座位后面，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羊躺在地上，但细看发现是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狗。它小跑过来，用一种严肃而半正式的目光盯了她一会儿—匆匆嗅了嗅她的鞋子，小跑着离开了。她没去留意有没有吸管，也不愿再折回去找了。她就着瓶子喝起可乐，仰起头，闭上了眼睛。她睁开双眼时，另一张椅子上的男人朝她说话了。“我拼命赶过来的，”他说道，“南希说你去赶巴士了。我发言一结束就出来了。但巴士站都拆了。”“临时改建。”她说。“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你，”他说，“哪怕—你看，过去那么些年了。我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在和别人说话。等我再看时，你已经不见了。”“我认不出你来。”路易莎说。“是啊，认不出，”他说，“我猜也是。当然。你认不出。”他穿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，一件浅黄色的短袖衬衣，戴乳黄色的阿斯科特领结。工会里的人这么穿显得有点花哨。他一头白发，但浓密拳曲，是那种有弹性的头发，往上卷成小卷，离前额稍远。他的肤色红亮，脸上带着深深的皱纹。她猜那是因为发言时太投入，以及带着同样的热忱与说服力在与人私下交谈。他戴一副遮阳镜，现在摘了下来，似乎愿意让她看得更清楚些。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，带着淡淡的血丝和些许疑虑。他长得不错，除了微微的将军肚外，人还算精干。但她不觉得这种事务性的英俊—帅气得体的服装、抢眼的鬈发、利落的表情有多吸引人。她还是喜欢阿瑟那样的外貌。低调，身上黑色的西装散发出尊严，也有人会称之为自负，在她眼里，那样子坦率而值得钦佩。“我一直想打破沉默，”他说，“想和你说上话。我至少应该和你道别，分开得太突然了。”路易莎不知如何作答。他叹了口气。“你过去一定很生我的气吧，现在也是吗？”“不，”她说，可笑地回避话题，回到客套上来，“格雷丝好吗？你女儿怎么样？莉莲。”“格雷丝不太好。她得了关节炎。她的体重可不利于康复。莉莲还不错。她结婚后还在高中教书。教数学。女人家像她这样的不多。”路易莎怎能拆穿他呢？难道这样说，不，战争期间你妻子格雷丝就改嫁了，她嫁了一个农民，一个鳏夫。那之前她每周上我家打扫一次。费尔利太太年纪太大了。莉莲高中都没念完，还当什么高中老师？她早早嫁了人，生了几个孩子，在杂货店工作。她遗传了你的身高和头发的颜色，又染成了金色。我常常注视她，心想她一定长得像你。她慢慢长大，我常常送去继女穿不下的衣服。这些她只字未提，而是说：“那么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—不是莉莲？”“南希？噢，不！南希是我的守护天使。她会留心我演讲的地点和时间，关心我的饮食，问我吃药了没有。我看样子要得高血压。也没什么严重的。不过我的生活方式不好，总得四处奔波。今晚得赶飞机去渥太华，明天有个不太好对付的会，还有一个无聊的晚宴。”路易莎觉得有必要开口：“你知道我结婚了吗？我嫁给了阿瑟·杜德。”她以为他会吃惊。但他只是说：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是的。”“我们过得也挺辛苦，”路易莎坦言道，“阿瑟六年前去世了。整个30年代我们一直支撑着那家工厂。哪怕在只剩三个人的时候。我们没钱修房子。记得我们还锯下了办公室窗前的雨篷，这样阿瑟就能踩着梯子上房补屋顶了。能想到的都做了，连游乐场里的室外保龄球道也做。大战开始后我们撑不下去了。把能生产出的钢琴都卖了，我们还得为海军生产装雷达用的包装箱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办公室里。”“变化不小，”他说，用一种听来圆滑的口吻，“比起在图书馆的时候。”“工作就是工作，”她说，“我还在工作，我的继女贝亚离婚了，凑合着帮我料理家务。儿子总算念完了大学—按说他应该学习打点生意，但他每天半下午的时候总有理由溜出去。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家，累得都要站不住了，却听到酒杯里冰块相碰的叮叮声，听到他们在树篱后的笑声。噢，麻，见到我时，他们就那么说。噢，可怜的麻，这儿坐，给她倒杯喝的！他们叫我‘麻’，我儿子还是娃娃的时候总这么叫我。可他们都不是娃娃了。我到家的时候，房子里很凉爽。你还记得吗？那是一栋可爱的房子，上下三层，造得就像一只结婚蛋糕。门厅里铺着马赛克。但我总惦记着工厂，满脑子都是。该怎么做才能免于负债？全加拿大只剩五家工厂还在生产钢琴了，其中三家在人工便宜的魁北克。这些你一定都知道。每当我在心里默默和阿瑟说话时，想说的总是同一件事。我依然离他很近，但感觉一点都不神秘。上了年纪后，你可能会多想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，但我想的越来越实际，想把事情安顿好。真想不到会和死者聊这些。”她没再说下去，觉得有些尴尬。她不确定他是否都听进去了，实际上她都不确定自己是否都说了。“改变我的那件事—”他说道，“那件最初改变我的事儿，能让我成事的，就是图书馆。所以，我欠你一个大人情。”他将双手置于膝盖上，垂下头。“啊，扯远了。”他说。他咕哝着，以大笑作结。“我父亲，”他说道，“你不记得我父亲了吧？”“嗯，我还记得。”“好吧，有时我觉得他的主意没错。”接着他抬起头摇了摇，正色道：“爱情不死。”她感到不耐烦，几乎有种被冒犯的感觉。演讲者都是如此，她琢磨着，可以如此说话的一个人。爱情每时每刻都在消亡，多多少少被岔开、掩盖—似乎也将归于死寂。“阿瑟过去常来泡图书馆，”她说道，“刚开始他很让我恼火。我常常盯着他的后颈，心想，哼，有东西砸中那儿才好！他完全料想不到这些，完全不会。最终这完全变成我想要的另一件事。我想嫁给他，拥有正常的人生。”“正常的人生，”她重复道—接着一阵眩晕袭来，对愚蠢的宽恕荡漾开去，提醒她那长着色斑的手掌、那干枯粗大的手指就挨着他的，搁在两人间的椅座上。情热的火焰升腾，裹着周身细胞与旧日的情意。哦，永远不死。一群身着奇装的人穿过砾石场走来。他们成群行进，宛若一团黑云。女人们没有露出头发—她们戴着黑色披巾和女帽，遮住了头。男人们戴着宽檐帽，身系黑色背带。孩子们的装束俨然和父母们相同，帽子也不例外。他们这身行头看起来多热啊—那么热，灰蒙蒙的，那么机警而羞怯。“托尔普德尔殉道者，”他说道，语调中混合着玩笑、屈从和同情，“瞧，我想我得过去看看。去那边和他们聊两句。”那玩笑式的暗示，那不甚自然的好意，使她想起了另一个人。那是谁？当从后面打量他的肩宽和那宽而平的臀部时，她知道是谁了。吉姆·弗拉雷。噢，她被什么捉弄了啊，还是她在捉弄自己呢？她受不了。她起身站直，看见那些黑衣融化进路面的水洼里。她感到眩晕和羞耻。她受不了了。但那并非全然黑色，现在他们走近了。她能辨出深蓝色，是男人们的衬衣；有些女人的裙装上带有深蓝和紫色。能看到他们的脸了—透过男人们的胡须和女人们深帽檐的系带帽子。这时她认出来了，他们是门诺派教徒[9]。门诺派教徒现在迁居到国家的这一带，过去从未在此定居。有些人就住邦迪一带，那是卡斯泰尔斯北边的一个村庄。他们回家时和她搭同一班巴士。他不在他们中间，不在她的视野中。一个叛徒，不折不扣的。一个过客。当她明白过来那是些门诺派教徒而非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时，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害羞和沮丧了。事实上他们精神不错，互相传着一袋糖果。成年人正和孩子们一起吃糖，落座在她周围的长椅上。难怪她感到一阵湿冷。她刚从大浪里探出头，但无人注意到。无论别人怎么看—但真的就是从大浪里钻出来的。她潜入并穿过那道波浪，留下皮肤上的寒光、耳中的轰鸣、胸口的空洞和胃里的不适。她面对的是一片混乱—几欲吞噬掉她的一片芜杂。那突现的坑洞、即兴的捉弄和像光亮般渐逝的慰藉。但这群门诺派教徒的落座是一种祝福。听到他们的后背靠上坐椅，糖果袋啪嚓作响，冥想般的吸吮和轻柔的交谈。一个小女孩没瞧路易莎就递过糖果袋，路易莎留下了一颗薄荷味的黄油硬糖。她有些惊讶，自己能拿着糖，努出说“谢谢”的嘴形，接着寻出她所期待的那份滋味。她品咂着糖果，就像他们一样不紧不慢，糖果的滋味领着她重返现实。街灯亮起，虽然尚未入夜。她这才注意到，木长椅上方的树上，有人挂起了几串小彩灯。这让她想起了庆典。那些嘉年华。湖上是一船又一船的歌手。“这是哪儿？”她向身边的女人问道。坦布林小姐去世那天，路易莎碰巧住在商务旅馆。当时她是旅行推销员，为一家公司工作，负责把帽子、缎带、手绢、帽饰和女式内衣推销给零售商店。她在旅馆听到谈话，突然想到镇上会需要一位图书管理员。对于拖着满是样品的行李箱上下火车的日子，对于在旅馆摊出货品，不断打包和拆箱的生活，她已深感厌倦。她立即起身拜会图书馆的负责人。一位杜德先生，一位麦克劳德先生。听上去像杂耍搭档，但看起来并不是。薪资菲薄，但她现在的提成佣金也不高。她告诉他们，她在多伦多念完了高中，在转行旅行推销之前，自己还在伊顿百货店的书店部干过。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，她在书店部只干了五个月，就因被查出肺结核而离职，然后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四年。肺结核治好了，至少那些小点都结钙了。旅馆将她安排在了一间长租房，位于三楼。在那儿，她的目光越过屋顶，望见积雪覆盖的群山。卡斯泰尔斯镇位于河谷之中。镇上有三四千人和一条长长的下坡主干道，跨过河流后，又转为上坡。那儿有一家生产钢琴和风琴的工厂。那是些考究的老房子，有着宽阔的庭院，街边的行道树是成材的榆树和枫树。她从没在尚未落叶的时节到过这里。到时一定大为不同。眼前敞亮的景致大多会掩映起来。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，这平和了她的心情，让她心怀感激。她曾有过全新的开始，虽然结果并不如她所愿，但她相信这样随性的决定、这不可测的扰动，以及她不平凡的命运。镇子上满是马匹的气味儿。夜幕降临，那些戴着眼罩的高头大马扬起附有长毛的足蹄，拉着雪橇踏桥而过。经过旅社，背离街灯，沿着暗沉的道路一直奔去。出镇后在乡间某处，它们的铃铛声便互不相闻了。（全篇完）（秦俟全译）
注释[8]*指英国的六名农业工人，因在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工会，而于1834年被处以流放澳大利亚七年的苦役刑，被释放后有五人移民加拿大。[9]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，强调意志自由，主张衣着朴素、生活节俭。